没有人知道，在北京有多少像潘友平这样的广告人，现在，他们打理的小广告公司几乎都面临同样的“灭顶之灾”。因为“不合奥运对城市市容规范要求”，这些广告牌要被全部拆掉。甚至连有“全中国第一户外广告媒介”之称的北京机场路沿线大牌也难幸免。
　　直到不久前，这条通向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还被称作中国的黄金大道。在这条12英里长的高速路两侧，90多个广告牌高居中国户外广告媒介报价之首。它们是乘飞机来到北京的旅客看到的第一道风景。
　　这样的风景今后也许难得一见了。一位08环境办的官员说，90％的机场沿线广告牌将被拆除，至于将来是否安置新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如何安置，还在等待相关政策的出台。
　　08环境办是北京市政府为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立的环境建设指挥办公室，这个机构负责此次广告牌拆除的总体规划。这个办公室的周姓官员表示，此次拆除户外大牌，也考虑到了城市空间的安全，广告牌尺寸不合标准或者密度过大，都在拆除之列。
　　这并非是北京第一次清理户外广告牌。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曾颁布了《户外广告151号令》。至今，清理户外广告牌的依据仍然来自于151号令。显然，在奥运会渐近之时，北京市的行动要更为密集。然而，除了对部分路段的广告牌设立密度以及逾期不拆除广告牌的处罚金额有明确的规定外，北京市没有对广告牌的尺寸或大小有任何的细节规定。
　　潘友平相信，他的广告牌被拆除，仅仅是为了街区附近要拓宽道路以及上马新的建筑。他说，他手里的广告牌没有批文，是因为2003年以后政府不再批新的广告牌。如果竞标原有的广告牌位，他这样的小公司根本挤不进去。
　　上述08环境办的官员表示，由于并不存在统一的广告法规，广告牌尺寸以及密度的调整通常是根据市政每年的规划进行的。因为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对于那些被强行拆除的广告大牌，类似潘友平这样的所有者将得不到任何赔偿。
　　潘友平觉得那不能怪自己。他手里的广告牌已经存在了4年的时间，过去几年中没有谁找过他。而且，像他这样的小广告公司都在自己设牌接业务。
　　潘友平没有透露自己会因此损失多少。不过他说，在此之前，以成本费最为高昂的机场沿线户外大牌为例，差不多10万元就可以竖起来一个质量不错的广告大牌，由于机场地段好，一年一个大牌的广告收入高达300万-600万元。
　　目前，北京的“洗脸行动”正在向每一个城区渗透。朝阳区已经拆除各类不符合规划的户外广告4195块，但这还只是开始。这个数字只占朝阳区今年清理整顿户外广告任务量的39％。
　　与清理速度同步上升的是一种不安的情绪。过去几个月，这种情绪正在北京年营业额达1.71亿美元左右的户外广告行业内迅速蔓延。
　　分时传媒投资管理总监黄允炜说，这种不安已经体现在了广告大牌的预付款中。2007年以前，广告客户一般以半年为一个支付周期，通常会提前半年预付全年户外广告费用的50％。现在，由于担心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大客户广告费一般按月支付，“有些客户干脆以政策不定为由拖欠付款”。
　　感受到这种不安的，还包括物业公司甚至仅仅设立自家广告招牌的店主们。
　　负责此次户外广告牌清理的北京市政管委郭处长表示，悬挂在办公楼外、大型建筑物外归物业所有的广告牌，以及施工工程外置广告牌也在被清理的名单上。
　　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就接到了海淀区城管的一纸通告，这家北京著名的学术书店在几天前被强制拆除了两块店招牌，理由是，万圣书园的店招牌违反了“一店一匾”的原则。虽然，这三块店招牌，万圣书园2004年就曾向相关部门申请并获得了批准。
户外广告背后的利益繁复，最终会实施何种竞价机制，新机制什么时候实行也并不确定